环境污染的案例及内容解析

一、如何认定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

案例：

　　江苏省南京市一中学生李某从出生到1989年10月间居住在金陵石化炼油厂西生活区。居住地南边是液化气罐装站，该站经常漏气;东边是制造压力容器的工程队，该队主要是就地进行射线探伤，对容器喷漆;北边是炼油厂的生产装置;西北边是炼油厂火炬，排放出的火炬气含有害物质。1989年11月至1997年7月，李某一家住在南京炼油厂东生活区。住处的东边是炼油厂排污未封闭地带，北边是焦化装置。

　　2004年除夕夜，李某被诊断出患了急性混合型白血病，其家人认为是周围环境污染造成的。但金陵石化炼油厂认为：该厂一直进行密闭生产，环保部门还对排污进行了非常严格的监控，排放完全达标;生活区居住了很多人，与李某同龄的人中只有她一个不幸患病，具体致病原因可能有多种。

　　在双方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李某将金陵石化炼油厂告上了法庭。李某在起诉状中表示：金陵石化炼油厂应对其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该单位赔偿已花费的医疗费用54万元，后续医疗费15万元，精神抚慰金26万元，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5万元，共计人民币100万元。

　　点评?这是一起典型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能否成立;二是被告(金陵石化炼油厂)的抗辩是否有道理;三是原告(李某)提出的赔偿请求可否被支持。

　　一、本案中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可以成立。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只要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即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这里没有要求存在过错，因为：环境侵害行为本身创造社会财富，有一定的正当性，追究其过错几乎不可能;现代工业生产及由此造成的污染往往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作为普通公众的受害人难以证实排污者的过错;无过错责任原则也是公平合理的民法思想的要求，加害人大多是获利企业，理应让其为获得利益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因此，与一般侵权责任不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个，即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构成环境损害的事实以及损害与污染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本案中，被告是否在排污过程中存在过错自然在所不问。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炼油厂的液化气罐装站经常漏气、炼油厂火炬排放出含有害物质的火炬气等。构成环境损害的事实也已经存在——原告被诊断出患了急性混合型白血病。现在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被告的排污行为是否与原告患有急性混合型白血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原告患病是否因被告排放污染物所造成，而这也正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说，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只要受害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自己受到损害的事实，举证责任就转移到加害人一方，如果加害人不能证明损害后果不是其造成的，那么就可推定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加害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进一步指出：“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因为环境污染往往涉及高深的科技活动，污染造成的损害具有积累性、潜伏性、广泛性的特点，如果在环境侵权中仅以环境科学证明直接因果关系，很可能陷入科学争论而无法使受害人的请求得到救济，这种法律役于科技的负面效果应当尽量避免。所以，被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排污行为没有造成原告患病的结果，也就是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否则就推定因果关系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被告提出：“生活区居住了很多人，与李某同龄的人中只有她一人不幸患病，具体致病原因可能有多种。”环境污染损害确实可能是多种因子复合作用的结果，如何认定确实是个难题，我国立法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借鉴国外的“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被害人只需证明侵害行为引起的损害可能性达到一定程度，或证明如果没有该行为就不会发生该结果的盖然性，便可推定因果关系。有专家指出，原告在金陵石化炼油厂的生活区内生活了10年之久，炼油厂排放的物质中多少存在着一些对人体易造成伤害的有毒物质，例如炼油厂生产的产品中含有苯，而在白血病发病的环境因素上，苯是导致白血病的一个重要病因。这已经被实验所证明。长期从事苯作业的工人发生白血病的几率比正常人高2至3倍。因此，本案中的盖然性是存在的，因果关系是可以推定成立的。当然，鉴于“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只在理论界得到广泛认可，尚未被我国立法采纳，法院在审理本案时也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其他的判断。

　　二、本案被告的抗辩没有道理。

　　除了上述抗辩之外，被告还提出以下抗辩：“该厂一直进行密闭生产，环保部门还对排污进行了非常严格的监控，排放完全达标。”这里的问题是，排污行为合法是否属于环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

　　一般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的环境侵权免责事由包括三种情形：一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二为受害人的过错;三为第三人的过错。可见，加害人行为的行政合法性不是免责事由，也就是不以加害人行为的行政违法性作为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因为，行政权的行使、行政许可应以公民合法权益的保证为前提，不能剥夺公民的民事权利，而且我国现行的行政标准也存在过时或不科学等现象。这种观点不仅在我国理论界，而且在司法界也已被接受。所以，被告提出的该厂排污达标的理由不能免除其承担民事责任。

　　三、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可以被支持。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两种责任形式，但是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十种民事责任中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都能适用于环境民事责任。

　　赔偿损失是最常见的一种环境民事责任形式。赔偿损失的范围，既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对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赔偿;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本案中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已花费的医疗费用、后续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都属于对人身损害引起的直接损失赔偿，理应得到支持，当然具体数额应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至于精神抚慰金则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精神损害，是指精神上、心理上的损害，是无法以金钱数额计算的，这种损害是客观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据此，本案中原告提出的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请求也是可以被法院支持的，当然具体数额同样应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

二、环境污染侵害之民事责任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的现象日益严重，人们向往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良好生存环境正离我们远去，“环境危机”已成为人类不可回避的问题，“环境污染侵害之民事责任”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由于环境污染侵害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归责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进一步扩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能源、新材料产品不断诞生，在新能源、新材料研发和使用过程中，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应该运用法律手段予以规范，笔者认为在对新能源、新材料发明和使用造成的侵权行为应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再者，我国在自然资源保护法中使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笔者认为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有相同的特点，如具有复杂性、潜伏性、持续性、广泛性等特点。所以对生态破坏侵权行为，也应适用无过错原则。

　　3、环境污染侵权的归责原则应多元化。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没有区分该污染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是故意还是过失，就是说，只要造成污染除法律规定免责外均要承担责任。笔者认为此种规定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不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对日本的“忍受限度论”进行参考和借鉴，并且我国已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环境污染限度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否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更加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目的。

　　4、引入惩罚性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指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美国侵权行为法整编第908条关于惩罚性赔偿所下的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且亦为嚇阻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给予之赔偿；惩罚性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在评估惩罚性赔偿之金额时，事实之审理者得适当考虑被告行为之性质及程度与被告之财富。”而我国现有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只以实际损害为限，不具有惩罚性。由于现实中环境侵权既有合法行为，也有故意行为。对合法行为适用无过失责任能充分发挥补偿损失的功能；但是对故意行为采取与合法行为同样的赔偿措施则有损于法律的公正。故意的环境侵权行为主观上已经具有了可非难性，客观上也违反了法律规定，法律必须要对其加以惩罚才能体现处理这类问题时与合法侵权行为的不同，同时也才能休现环境法的预防原则。因此笔者认为，为弥补无过失责任在制裁、教育、预防功能方面的不足，应当对故意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

　　5、明定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由于环境污染侵害的特殊性，受害方往往由于认知水平的限制，以及加害方生产工艺的保密性，无法举证证明加害方有过错，使得受害方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国外立法、司法普遍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规则。我国有关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仍须进一步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虽然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和法院工作负担和费用，但鉴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不易查明和认定，为了提高受害人求偿的成功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中可适当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盖然性理论”、“疫因学理论”及“间接反证理论”，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制度。

　　6、完善相关保险制度与损害补偿基金制度。无过失责任通常以保险制度为基础，并通过保险制度而实现损害分配的社会化。在国外，无过失责任从其产生开始便以保险制度为基础。保险制度的完善是无过失责任得以建立的外部条件，它是无过失责任“分担损失”的必然要求。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往往具有社会性，其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加害者一般都难以承受。对此，许多国家为确保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都对从事有高度风险的企业进行强制性责任保险。这样，因环境污染侵权而致赔偿责任时，就可通过保险的渠道将巨额的赔偿金分散于社会，从而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这既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又有利于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避免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及因之而生的社会动荡。为此，我国也应建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保险机制，对有高度污染危险的企业，实行强制性责任保险，并明确具体地规定承保范围、保险金额、责任条款和理赔程序等。此外，针对加害主体难以确定、或支付能力有限、或已经破产或关闭，而受害人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形，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逐步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制度。具体做法可适当借鉴日本1973年《公害健康损害补偿法》的立法经验。